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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發展應摒棄通道套利思維

2019-04-15 10:37

國內各種資產交易所已有近10年發展歷史,主要從事地方性金融資產交易、資產收益權交易、融資類和信息耦合類業務。近年來隨著宏觀政策趨向“防風險、去杠桿”、以及“資管新規”、整治P2P等監管行動的推進,交易所成為非標資產的又一個通道,引起了監管層的重視。

從2017年開始,監管部門相繼推出了一系列監管措施,其中,《關于做好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回頭看”前期階段有關工作的通知》(清整聯辦[2017]31號文);2017年《關于對互聯網平臺與各類交易場所合作從事違法違規業務開展清理整頓的通知》(整治辦函[2017]64號);2018年《關于加大通過互聯網開展資產管理業務整治力度及開展驗收工作的通知》(29號文);2018年《關于穩妥處置地方交易場所遺留問題和風險的意見》,均針對金交所及各類交易場所合規經營作出了明確的約束。

在上述監管要求中,一再強調金交所等交易場所“不得將權益拆分發行、降低投資者門檻、變相突破200人私募上限”等政策紅線。

這一要求并非空穴來風,而是針對性極強的監管要求。在“資管新規”的監管壓力下,諸如信托這樣的傳統非標通道偃旗息鼓,各類非標固收業務則盯上了金交所這一新通道,不少風險極高的收益權類業務(產品)借金交所這一通道“洗澡”,繼而通過P2P、甚至各類線下財富管理機構,賣到了數量巨大的投資者手中。

近年來隨著P2P、融資租賃等機構的興起,金交所重操舊業,將上述機構的底層資產打包成收益權產品,并通過互聯網金融平臺、線下財富公司等渠道流向數量眾多的投資者。這一模式一方面將P2P、融資租賃等資管業務的風險進一步放大;另一方面,一些金交所疏于盡調責任,相關產品還存在不少自融、資金池等跨越政策紅線的行為,更是潛藏著巨大的風險。

2017年,《關于對互聯網平臺與各類交易場所合作從事違法違規業務開展清理整頓的通知》(整治辦函[2017]64號)出臺后,某知名互聯網金融平臺就在監管要求下,下架了與各類交易場所合作開展違規業務的產品,在市場上引起了較大的震動。

經過近2年整頓,金交所產品對接互聯網金融平臺的模式已基本絕跡。但近期筆者注意到,目前仍有部分財富管理公司通過產權交易所掛牌資產轉讓形式,對個人投資者宣講所謂“合規”的資產收益權產品并大力推銷。筆者一位朋友最近被某財富管理公司推銷了一款租賃資產收益權轉讓產品,其底層資產是某融資租賃公司的汽車融資租賃業務資產(購車貸款),產品總規模超過3.5億元,個人投資者認購說明書中赫然標注著由某省級產權交易所掛牌,經查詢該產權所官網對該項目的展示是資產轉讓項目,并非財富管理公司所表述資產收益權產品。

這一收益權產品有著明顯的問題,從產權所角度看,產權所只有“資產、股權等轉讓展示及撮合”功能,并不具備“金融產品”經營范圍,而金交所才真正具備“備案、登記及發行金融產品”功能,這是產權所與金交所的重要區別,但大部分投資者不具備一定金融常識是無法識別的。同時該收益權拆分后掛牌,觸犯了“不得將權益拆分發行”的監管紅線;從底層資產來源的融資租賃公司看,存在虛構金融產品、變相逃避企業及個人相關稅項、甚至有非法集資的嫌疑。更為重要的是,一旦無法兌付,將波及數量眾多的對金融產品了解不深的個人投資者,成為誘發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2018年底,證監會打擊非法證券期貨活動局人士向媒體表示,目前部分交易場所風險處置任務依然繁重,違法違規交易活動的滋生土壤還存在,涉及交易場所的信訪投訴也不少,仍然需要督導建立完善長效監管機制,防止問題死灰復燃。

要從根本上解決金交所等交易場所通道套利的經營思路和模式,有關部門和金交所自身應從如下幾個方面入手,既治標也治本。

第一,監管統一。目前在金交所盛行的理財收益權轉讓、定向融資計劃等,業務形態基本都是圍繞證券法、信托法等關系建立的,各地金交所應該被納入“一行兩會”的監管范疇,消除由于監管空隙帶來的監管套利空間。

第二,嚴守底線。按照目前的監管要求,金交所“不得直接或間接向社會公眾進行融資或銷售金融產品”;“不得與互聯網平臺開展合作”;“不得為其他金融機構或一般機構相關產品提供規避投資范圍、杠桿約束等監管要求的通道服務”,這是金交所經營發展的底線。

第三,回歸本源,守正出奇。設立金交所的初衷,主要是為了建設多層次資本市場,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優化金融體制改革,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金交所作為立體化、多層次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有自身不可替代的資本市場優勢。而依托于金交所的定融、定投工具,合法合規下可進行產品創新,比如有限合伙企業模式等,同時省去中間環節費用,解決優質企業的融資需求,將是政策倡導和市場需求的未來發展趨勢。

第四,提高透明度。金交所加強對產品備案的合規性,增加項目審查的嚴謹性,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從而有利于投資者保護,有利于監管部門掌握情況,防范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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