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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系統思維思考中國經濟的轉型

吳晨2019-04-03 18:28

(文章來源:全景網)

中國經濟經過40年改革開放的發展,到了一個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形成了一系列經驗,也帶來了不少與之相關的難題,比如房地產發展成為經濟的支柱,但是相關的土地財政問題亟待化解;比如經濟發展對銀行信貸的依賴越來越強,但是與之相關的影子銀行問題亟待化解;比如產業政策和各種刺激措施推動了技術的發展和產業的升級,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相關的產能過剩問題。

這些經驗和難題都指向同一個問題,那就是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不斷增大,復雜程度不斷加深,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百花齊放,世界經濟的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化,過往的發展經驗可能變得不一定適用了。追尋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動能,需要大轉型,一方面著手解決經濟中累積的問題,另一方面也需要不斷找到新的經驗和方法。

從學術到實務,對于中國經濟轉型的討論很熱烈,如果用系統思維去分析,更能夠找到轉型背后的邏輯。

經濟轉型的必要性

復旦大學張軍教授與王永欽教授主編的《大轉型:中國經濟改革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對中國4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做了很好的梳理。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與西方發達市場的差距有二:一方面是中國市場化程度很低,一開始很難通過價格信號來配置資源,因為價格根本不準確;另一方面,中國與西方有著巨大的技術差距,可以通過學習、仿制、山寨來追趕,一定時間內并不需要創新。

張軍和王永欽提出,中國改革的策略和治理結構暗合經濟中的次優理論,也就是只要經濟中存在許多扭曲,如果只消除其中一個或者幾個扭曲,而不是全部扭曲,情況可能變得更差而不是更好。在這種情況下,人為增加一個扭曲,反而會促進資源配置和經濟發展。比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相對壓低勞動者的工資(之前城鄉二元經濟的剪刀差),有利于加速資本的積累,同時GDP錦標賽的激勵機制也容易更好地激勵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競爭。 做錯勞動力價格,做對激勵,再加上2001年中國加入WTO,完全與全球產業鏈整合,成為世界工廠,這些都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寶貴經驗。

但現在中國面臨的轉型恰恰是中國經濟的特征和稟賦,以及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環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從發展階段上來說,中國需要從基于投資的發展階段轉向基于創新的發展階段。

一方面,基礎設施投資的邊際效益遞減。最新的一份研究顯示,如果以人均基礎設施存量來計算,把中國所有的高鐵、鐵路、公路、橋梁、隧道、機場、碼頭、工業園等等的存量基礎設施除以中國14億人口,中國已經超過英國和德國這樣的西方發達國家,躍居全世界第二的水平,僅次于美國。

另一方面,中國與國際先進技術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甚至在一些領域,比如說5G,中國已經做到了技術的引領,參與到最新的標準制定過程中。這種情況下,復制和追趕的發展模式,必須盡快轉變為鼓勵創新的發展模式。所以,在這樣的全新經濟發展階段,早期促進投資的政策,比如說壓低工資,反而會阻礙技術的創新。

全球經濟也正在從有形資產向無形資產的轉變,對有形資產的投資,正在讓位于對無形資產的投資。這是一個外部的大格局。同時,全球化也正面臨嚴峻的挑戰,貿易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從深層次上挖掘,原因是上一輪全球化的過程中,有明顯的贏家和輸家。全球資本精英是全球化當仁不讓的贏家,中國深入參與全球產業鏈,成為世界工廠,雖然給全球消費者帶來了巨大的福利,但也給世界許多國家帶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沖擊,尤其體現在西方國家藍領工人的大量工作轉移上。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在他的新書《預見未來:新時代投資機遇》中提出,中國經濟轉型需要挖掘新需求。他列舉出新需求是三駕馬車:深度城市化、消費升級以及全球化的4.0。他認為新需求是推動中國未來發展的動力。

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發展最大的推手。很多專家都提出,中國經濟需要從城鎮化1.0的版本邁向城鎮化2.0的版本。1.0的版本是土地的城鎮化,卻忽視了人的城鎮化,造成的結果是中國出現了最大的農民工群體,卻沒有辦法在大城市中真正留下來,也出現了農民工二代留守兒童和流動兒童這樣的社會問題。城鎮化2.0的版本,強調的恰恰是以人為本的城鎮化。邵宇則強調在中國構建大型都市圈和衛星城來吸納廣大人口的重要性。“農民只是一種職業,不應該成為身份的標簽。”打破城鄉的差距,讓更多人能夠在城鎮化過程中享受到其中的福利,將形成巨大的推動力。

消費升級與城鎮化2.0息息相關,也凸顯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與全球的同步性。消費升級不僅僅是對更好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也是對更好的環境,更豐富的體驗,更多元的娛樂的向往。消費升級更不只是局限在傳統定義的消費領域,還涉及公共服務領域,人們對更好、更便捷、更安心的醫療服務,人們對更好、更貼近孩子需求(個性化)、更挖掘孩子發展潛力的教育服務,也有著非常大的需求。城鎮化的發展,如果在醫療和教育上沒有同步的發展和創新,當然也包括養老領域的創新,那很難完成人的城鎮化的目標,也很難挖掘出消費真正的潛力。

全球化4.0則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提法,也跟今年冬季達沃斯的主題契合。一方面強調了中國如何進一步參與全球化,通過“一帶一路”大戰略幫助新興市場構建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基礎設施,在全球金融和貿易治理的框架下,比如WTO、世界銀行和IMF,中國參與更多議題的討論;另一方面也正視全球化有贏家和輸家,更好化解當前全球化所面臨的開放和閉塞(也就是擁抱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之間的矛盾。

復雜系統與轉型

為什么過去的經驗有可能不適用了?需要用系統思維的方式來觀察,把經濟當作一個日益復雜的系統來觀察。

我們身邊有很多復雜的系統,企業、城市、國家,乃至整個地球,都是復雜的系統。系統思維就是如何去理解分析復雜系統的思維。復雜系統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系統可以由各種簡單的部分組成,比如說一個白蟻群由上百萬構造簡單的白蟻組成,但是系統的整體卻不是簡單的部分的加總,比如白蟻群可能涌現出許多非常復雜的行為,系統更能適應環境的變化,系統能形成自己的(不同于系統組成部分)的目標,系統還能夠進化。

一個經濟體就是一個復雜的系統。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其復雜多樣性,已經非40年前可比。

按照系統思維來分析,改革就是改變經濟中的制度和規則,創建更適合或者說適應未來經濟發展的規則。同樣,按照系統思維來分析,開放就是讓信息流變得更通暢。信息越是公開透明,信息越流暢,就能夠吸納更多多方面的信息,就能夠加快系統的反饋,增強系統對變化的反應。

舉一個例子,一個健全的股市為什么那么重要?因為股市有信息加總和反饋的功能,能夠集合參與者的集體智慧。信息加總會把樂觀者和悲觀者的觀點加總。反饋也非常重要,如果信息流通暢,卻沒有及時的反饋,仍然會為系統帶來很大的隱患。股市要真正能夠成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就是其信息加總和反饋功能的體現。

為什么需要轉型?因為對于一個復雜系統而言,無論是動物、生態圈,還是企業、社群,當內部外部的環境都發生變化了之后,就一定需要產生相應的變化去適應這種改變。生物學歷史上的進化,經濟領域內的科技進步與創新,社會的改良、變革乃至革命,都是一種適應內外部環境變化的內生的變革,如果用系統思維來分析,就是一種自組織。自組織的結果是創造出全新的組織架構、機制和機構,帶來全新的行為。

站在企業層面,這種自組織可以表現為研發新技術,創新新模式,投入到市場上參與競爭,經歷市場檢驗的創新被大規模推廣,帶來企業的快速成長。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多元和競爭變得特別重要。多元就是鼓勵創新,能夠承受甚至擁抱風險,競爭需要有公開透明規則的市場,能夠營造一個公平的環境(在商業領域就是有法治的保障)。

同樣,生物學的視角能夠讓我們更深刻意識到經濟轉型的重要性。為什么生物學家那么在意生態圈的多樣化?因為生物進化的歷史一再證明,并不是最強大最有效率的生物能持久存活下來,即使龐大如恐龍也有可能因為環境劇變而迅速滅絕。同樣,當生物種群變得過于單一的時候,其抗風險能力反而會下降。如果在田里推廣單一高產作物,短期內一定能增加收入,但是這可能降低整個農莊應對未來潛在病蟲害的抗打擊能力,也就是整個系統的韌性反而變小了。

多元的生物世界,能夠整體上獲得更好的發展,就是這個道理。在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百花齊放,思想爭鳴,恰恰是華夏文明最璀璨最艷麗的時期,也給我們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思想寶藏,也是同樣的道理。

用系統思維來看經濟的管理,還有一個重要的觀點,值得深思。

日益復雜的經濟,不是一臺精密的儀器,按照恒定不變的物理定律運行的,而更像一個生命體,不斷有著涌現而出的新現象。政策制定者管理經濟,應該擺脫工程師、規劃師的思維,因為日益復雜的經濟很難駕馭。

復雜系統無法被任何人所完全認知,無法被任何模型所模擬。雖然我們能夠用經濟模型來比較好的在大框架內認知經濟的發展,我們對經濟運行背后的動能已經知之甚多,但是仍然不足夠,恰恰是我們未能掌握的那些信息,我們的無知,會給我們驚訝。

為什么系統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變化?為什么2008年發生的全球金融危機很少有人預料到?為什么會出現灰犀牛和黑天鵝?歸根到底一句話,每個人對系統的觀察都缺乏完整的信息,系統都是相互關聯沒有邊界的,每個人對系統的理解都受到自己的認知局限和信息局限,所以預測明天容易,預測未來難。

此外,現象、行為、結構,這是認知的三個層次。大多數人都能看到現象,比如說股市上漲,但是今天上漲并不意味著明天同樣上漲,對現象的觀察(事件的觀察)不能推倒出有效的預測,必須有基于時間軸的行為的觀察,才能有更長視角的洞察。但是想真正理解系統內部的結構,前兩點仍然不夠。我們還容易犯一個錯誤,那就是關注系統中流量的波動,而忽略了存量的影響。比如說,在經濟政策研究中,我們通常專注于GDP的增長,卻忽略了資本存量的使用效率是不是有所提升,是不是存在浪費,這些都非常值得去思考的。

如何用系統思維來思考轉型

數字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經濟未來的一大特點。適應數字經濟發展,必須推動金融市場從廣度和深度兩個維度進行改革。中國經濟需要逐漸戒除對銀行信貸的過度依賴。商業銀行信貸是工業時代的產物,數字經濟所鼓吹的恰恰是脫媒。商業銀行融資一定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因為從整個系統的設置角度它的首要目標就是管理甚至規避風險的。而創新和創業從根本上來說都是高風險的,需要以股權的方式,依賴股市這種直接融資的方式來真正支撐。讓股市更加健全,不僅僅是科創板推出這樣的試點,仍然需要回答不少重要的問題,比如怎樣讓市場能夠更好地對好的和差的上市公司做出鑒別?如何開啟有效的退市機制?

中國經濟的轉型的另一重點恰恰是對推動經濟從次優的發展模式需要改變到更優的發展模式,從新興經濟體邁向成熟經濟體。

轉向更優的發展模式,需要轉變經濟中存在的各種扭曲。張軍和王永欽就提出,現在是時候去把價格做對了,尤其是要素價格和勞動力(人才)價格,這樣才能真正讓市場在配置資源過程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而不是主要依賴關系型合約和產業政策來推動經濟發展。

中國經濟的轉型也需要伴之以治理體系的改革,需要構建適應未來發展的治理體系。《大轉型》中就提出政府政策干預的形式和幅度應該取決于經濟體具體的發展階段,尤其是市場的完備程度和與世界技術前沿的差距,需要根據不同發展階段來調整。在市場發育足夠充分后,經濟發展戰略和政治治理結構也需要進行適時的轉型。

比如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增速一直是各方關注的議題。但同時,大多數學者都認可,衡量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應該從簡單的速度考核轉到如何推動更高質量的發展。經濟放緩不用擔心,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可持續性更重要。如果從系統思維的視角去觀察,GDP就不應該有目標,因為GDP數字應該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經濟發展的目標,不然就很容易混淆了目標和手段。經濟發展的目標應該是生活水平的提升、充分的就業、經濟的穩定。如果長期把GDP的增速制定成整個系統的目標,就會扭曲整個系統的行為,把速度追求為目標,就可能在這一過程中產生為了達標而不計成本的情況,產生低質量的GDP和效率低下的GDP。

很多學者關注中美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一個是崛起中的大國,一個是守成的大國。《注定一戰》(DestinedforWar)一書就梳理了過去500年16次崛起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沖突,其中12次以戰爭為結果。

中美未來的競爭,可能是貿易戰;肯定是技術戰,看誰能占領未來技術領先地位;更是金融戰,看誰能更有效地調配資源,支持創新,規避風險。恰如哈耶克很早之前就驗證的,更加分散化和市場化的資源配置方式(商品市場、要素市場和金融市場)會更好地加總大眾的智慧,促進創新的發展。當然,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推動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的今天,更好的大數據的交換也非常重要。

除了競爭的一面,我們更需要看到參與全球化這個大系統的一面。未來全球經濟、產業鏈、信息技術、大數據諸多方面的融合會加劇,中國需要參與更多面向未來的標準、制度和規則的制定。以大數據為例,如何保護普通人的隱私?如何確保大數據不被濫用,同時又能鼓勵大數據被研究機構和企業合理使用,推動創新?這些問題都需要中國企業和政策制定者深入參與討論。

未來經濟的發展歸根結底是我們是否能創建出一個有動能,有韌性,能挖掘發展潛力的經濟體。我們需要從過度依賴投資轉向消費引領,推動中國企業從世界工廠向技術領先邁進,加強環境保護確保經濟的可持續性,保持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推動人民財富持續增長,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同時削減貧富差距。

最后,用系統思維大師米德斯(DonellaMeadows)在她的著作《系統思維》(ThinkinginSystems)中的一句話作為總結:“宇宙是混亂的,非線性,動蕩的、混沌的,但也充滿動能……它自組織同時進化,創造出多樣性而不是整齊劃一。這是為什么世界那么有趣的原因,這是為什么世界那么美麗,當然這也是為什么世界能運行如常。”

(作者為《經濟學人·商論》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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